近十几年来，智慧城市、智慧社区等为代表的信息化建设高速发展，技术治理引领社会变革已经在全国蔚然成风。然而，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，“智慧城市不智慧”的问题暴露得一览无余。

　　数字化转型自起步阶段至今，带来了劳动生产自动化、闲暇生活多样化、日常生活便捷化、社会交往多元化等影响，使人们的生产、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。李明超从技术变革的驱动力、治理生态的不定性、治理问题的复杂性、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四个层面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动力。数字化不仅是信息处理方式的变革，而且是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。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，已经成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“智慧治理作为推动智慧社会、智慧城市发展的主要现实路径，是全球治理理念在实践领域的深化革新，是数据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与治理的现实导向。

　　智慧城市愿景提出以来，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问题。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着系统脆弱、信息安全、数字鸿沟、算法至上、伦理缺位、供给垄断、原子化存在、舆情波动、民主陷阱以及人机脱节十大风险。因此，没有数字化转型的底座支撑，智慧城市建设始终是难以立足的“瘸腿型结构”。

　　数字化改革未来方向的总体架构，可参考浙江省数字化改革“1612”体系架构，一是要打破数据壁垒，拓展数字治理场景;二是要线上线下结合，完善数据归集渠道;三是要多跨协同管理，构建数字服务业务体系;四是可对上海市数字化转型与浙江省数字化改革互相参考借鉴，建设国际数字之都与建成全球数字变革高地，要围绕党政机关、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法治、数字文化及基层治理同步改革，跨部门、跨领域、跨行业实现数据流通的多跨协同。

　　数字化改革对城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建设影响深远，需要厘清城市智慧治理的发展逻辑、多主体协同机制及总体架构、模块功能、标准体系、评价指标。实现城市智慧治理，需要多层次、全方位创新开展。第一，要实现从分离治理到连接治理的理念创新。第二，要实现从分域治理到整合治理的制度创新。第三，要实现从电子治理到数据治理的工具创新。第四，要实现从模糊治理到精准治理的模式创新。

　　城市智慧治理体现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下多主体协同共治的特征，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。中国文化体系下的智慧治理不同于西方文化体系下的智慧城市、智慧社区，结合了数字人文的优长，更加注重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充分挖掘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，以实现科学决策、智能管理、供需对接和精准服务。

　　“云联万物 数智未来”高峰论坛，探讨了如何通过技术治理给智慧城市和城市治理补上数字化的短板，未来，数字化转型赋能城市智慧治理，将打造城市治理新生态，创新社会的生存和生活方式，推进数字社会的发展，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。